将上述管辖关系规则应用到县辖市问题上，可以明确：（1）如果其名称为市，且受区或者县管辖的话，则县辖市将违反规则P5和N1。
编制实施方案、检查考核、资金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项目绩效评价自评[23]。[⑦]参见2009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2012年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统计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作为所涉行政主体之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所涉行政相对人之相关施工、管护、技术人员及受益农户等，更是难以根据该类规定清晰、准确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40]，进而在该类凸显权力所涉社会互动[41]之地域化、特色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中，做出标准相对一致的相应行权、履职或受益行为。[30]参见2006年《前郭县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的相关规定。[⑤]《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在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中规定：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最终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设定为一类基于具体行权事项之以问题解决为存续期限的跨职能、融贯式无缝隙政府[48]功能团队，并以该领导小组为机构保障将2017年《关于切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工作的通知》规定的政府领导、国土牵头、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工作机制落到实处。协作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具体事务仍是交由相关职能部门依循各自职责事项范围来自行推进，所需部门协同更多地有赖于避免出现前述问题事件前提下的消极自发行为，缺乏必要的职权交叉认定标准以及统筹协调操作规程设定。
基于此，可就前述示例重合职权事项予以统一增删或明确所涉职能部门的主从协作行为关系。研究结论：该进路堪为基于行政任务之行政组织法重构范式下，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更为便宜、可行的规范化、长效化改制方向。[7]默许同意意指信息主体明知其个人信息被收集利用而没有作出反对意思表示。
[13]在我国被遗忘权的保护标准作为争议问题，尚须确定具体操作标准，被遗忘权的类型化立法落地问题，由于缺乏对相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立法设计，并非只争朝夕即可完成的任务。但如果从救济视角下审视被遗忘权和狭义删除权，删除权是被遗忘权获得救济的手段，这个删除权如果理解为广义删除权，就能涵盖被遗忘权。两种不同的权利出现了正面冲突。统一的数据保护机构应该设立，并采取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才能保证被遗忘权的落地执行。
而任甲玉离开陶氏教育集团不再供职的信息仅仅不到一年，公众有对其近期工作经历的知情权，此时渴望被遗忘不太光彩经历的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公共利益。以及(6)该个人信息基于第8条第1项规定的为社会服务所提供，经其监护人同意而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
删除信息其实等同于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七种方式之一恢复原状。[13]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所以统一的数据保护机构的设立势在必行。2014年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终审判决支持了冈萨雷斯保护其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
但两审法院在判决时都没有参考引用《最高院规定》，而是以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从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何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而言论自由重在保护信息处理者的言论自由，侧重说的权利。(七)为了诉讼请求的提出、实施和防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中，对于有关自身不充分、不相关(不再相关)、过分的(超出最初处理目的)的信息，尤其是历史久远的信息，即冈萨雷斯十几年前欠缴社保而被强制拍卖住房的个人信息，冈萨雷斯向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提出删除链接请求。
(二)有关自然人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超出处理目的的信息。当下研究都是关注网络中的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而对于报纸、公告甚至档案等纸质媒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未能涉及，这也有待今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结语 任甲玉诉百度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对被遗忘权在我国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15]参见陈昶屹：《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载《北京日报》2014年5月21日。
而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对个人信息的管控主体没有明确的公私机构的权限、职责划分，只能通过事后的救济环节去弥补信息的不当收集、处理、使用带来的损害。而任甲玉诉百度案中则向百度公司提出请求删除其原在陶氏教育集团供职的信息。[26]可见，对被遗忘权的保护不仅在欧盟国家，还在其他很多国家得到认可，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趋势不断强化。中外法院的被遗忘权纠纷案件判决结果表明，两者对于该权利的态度截然不同。三、我国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障碍 (一)被遗忘权与时间：数据生命周期对被遗忘权的影响 所谓数据生命周期(data lifecycles)，是指数据从生成到最终被删除不断变化的区间。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因此，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立法可以说法治资源雄厚，已经具备良好的在地化法律基础。[1]本文中数据没有特别说明与信息通用，数据主体也即信息主体。
在诉讼主体方面，两案中的原告同为自然人，被告同为大型搜索引擎运营商，诉讼主体地位相似。被遗忘权所保护的权利对象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
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都尚未出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是不足不利的，正好借人格权编制订之机一并规定，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立法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 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公司法》该规定的理念在于，法律选择遗忘这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堪往事，赋予其再次轻装上阵叱咤职场的权利其二，体系建构包括两个步骤。到了17、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和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为了与古罗马文本保持一致性而进行的法律适用已无法满足实践的要求，自然科学对法学提出了知识论挑战。
因为意见与观察和想法相关，与教义一词所包含的意义相同。但教义学法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它要脱离实践，相反，它对于法律适用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教义性规则服务于法的安定性，因为只要它们没有被驳倒就是有拘束力的。
[45]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最早有关法学之科学性的争论（第一次科学性之争）。[62]其中，教义式法学包含了对术语/定义以及对命题/规定的探讨，论辩式法学则被认为是基于理性及相似性对于法律未决定之情形加以界定的学科分支。
相反，运用法教义学则意味着将一般法律命题作为证成决定的基础，属于基于原理或规则的推理。[3]对历史基础的漠视也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似是而非和不必要的争论。
故而教义（如同公理一般）是归纳获得的全称命题（Alls?tze），公理与教义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具有更高的一般性程度而已。二是法学家的教义终究要被确定和固定下来。正因为实践以理论为前提，故而沃尔夫同样设计了一种法律适用理论。研究型思维在追求认知的过程中除了受思维法则以及认知对象本身的限制外，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约束。
以伊尔内留斯（Irnerius）为代表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活动就在于对《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教学和文本研究。[12]Vgl. Hippocrates, Parangeliai, in: Hippocrates Werke, hrsg.v. Johan Heiberg, Lipsiae: Teubner,1927, S.34. [13]Vgl. Hippocrates, Nomos, in: Hippocrates Werke, hrsg.v. Johan Heiberg, Lipsiae: Teubner,1927, S.8. [14]从词源学上看，在希腊语中要想将dogma和doxa区分开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两者均从词根dok-演变而来。
澄清这一源流可以为当下的法教义学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历史的向度。他将法学的最高原则简单称为原因，而将被推导出的命题称为效果，这无疑受到了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的影响。
中世纪学者对古代权威的信任使得教义方法论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被保留下来。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通过澄清法教义学观念的源流，正本清源地为当下的法教义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向度。